三娃家庭的育儿观冲突 三明治

我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假如不是孩子的爸爸极力反对,并提醒我身为女人应该守信用的话,我应该还会继续生下去,直到生不动为止。Z先生多次强调他是一个男人,而不是我的生育机器,并认真地说,“假如你还要生,我就去当和尚。”

无论是男是女,只生三个,是我和他在结婚前约好的。我从小就很喜欢小孩,觉得小孩越多越好。Z先生对生养小孩没多大兴趣,他表示自己对小孩无感,一直是无孩主义。因此当他表示希望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只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要生小孩,起码五个。”

“两个,两个可以了吧?”,他追过来。我头也不回。“三个,好了吧,三个,一人让一步,取个中间数,总可以了吧?”

终于不用再担心被计划生育,虽然他和我的理想型毫不搭噶,我也认了。恋爱谈不谈没关系,能生孩子就行。我居然也担心煮熟的鸭子飞了,催他回美国后赶紧检查身体。我们是做夫妻还是做朋友,就看实验室检查了。

我很感谢Z先生,他自己不愿意有孩子,却助力实现了我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理想:成为一个母亲。从这一点上看,他是爱我的。当他在大洋彼岸拿到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终于放心了。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年轻男人,要独自去泌尿生殖科医生那里,和一大群检验艾滋病性病的病人一起排队等候检查,而原因仅仅是:“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生育能力。只有正常我才能求婚。”

据说当年老Z先生一听他儿子说,还未过门的儿媳妇竟然有想要生五个孩子的伟大理想时,老人家大喜过望,马上烧香拜祖先,感叹终于不用再担心家族香火——可见这臭小子不要孩子的观点,让老人家担惊受怕了很多年。

我也不是没有担心过,生育对一个女人的影响。身材的走样,气质的改变,更听说有人生完孩子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孕傻三年之类。但为什么呢?对于这类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去亲自试一试。只是人生里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不可能每一样都试,所以最好还是挑自己喜欢、好奇的那些。

比如我,对于成为一个母亲,这个念头是坚定不移的。在经历了三次生育之后,我可以负责任地对众姐妹说,“无他,唯技熟矣。”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孩子爷爷对Z先生说了一句话:“哎呀,三个小孩看见佢哋阿妈呢,就笑嘻嘻的。看见你呢,就吓得眼突突。”Z先生淡淡地不置可否。也许在他眼里,孩子和我亲密,是因为我是一个宠爱孩子没有上限的母亲。

不仅小孩子们,连家里的狗,也怕Z先生。我父亲曾用“钟馗”来形容他。他的性格严肃内向,平时不言不语,但发起怒来,家里乌云密布,情绪说爆就爆,小孩子们私底下都管他叫“金正恩”。

他凭什么吼我的孩子?仅仅是因为是孩子的父亲吗?我对语言暴力深恶痛绝,而事实上,好好说话一直是Z先生极其欠缺的能力,他似乎一直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回想起来,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母亲早逝,父亲脾气也很暴躁,家境不好,早年移民的生活让他早早尝到了很多苦,对人的信任度也不足。

我曾经以为自己快乐的天性可以感染他,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身边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我本不应该心存改变他人的想法,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尽力保护孩子们的天真个性不受打压,也绝不贬低他们,更没有语言暴力,三个孩子和我的关系都非常亲密。我们不像母子,倒像朋友。每当想到有至少半个我,生活在他们身上,跟随着他们去看,去经历我此生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我都会非常开心。我希望他们身心健康,有幸福力,内心总怀有希望。

曾经有一位来家里做客的长辈,茶余饭后,总结过我家的三个孩子的特点。他说:“哥哥稳重沉静,将来应该会是搞科学研究的。姐姐聪明伶俐,口才了得,长大可以当律师或者教师。至于三弟嘛,将来就只能当美国总统了。”一听这话,大家的好奇心被勾起——

哄堂大笑。那时三弟两岁,坐在儿童专用的高凳上手舞足蹈,也拍着小桌板嘎嘎嘎地笑,前仰后合,又打麻将似的顺手拨了几拨,把面前的盆盆碗碗一股脑全都到扫到了地上。我们早已习惯,在餐馆就餐时因孩子太闹被人赶出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两年后,三弟被儿科神经科医生诊断为儿童多动症、自闭症(高能型)、亚斯伯格综合征,需要在学校接受特殊儿童教育。

如今他们三个青春期的少年,分别是19、16、13岁。哥哥大学,姐姐高中,弟弟初中。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里,很多时候Z先生已经独自去睡了,我们母子四人经常在厨房的大理石小餐台边,磕着瓜子,喝着茶,天南地北地聊天。他们的讨论范围很广,从美国时政到世界局势,从文化复兴到宗教演变,从科研到神学到种族主义,到医疗药物,从学校到社区,无所不包,我听得津津有味。

两年前大儿子去波士顿上大学,来回近十个小时的车程,每次接送基本都是我去。上班后还要赶路,回到家里往往已经是三更半夜。我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两母子总有说不完的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非常平和。

再问怎样才能做到be happy?“Not perfect but progressing.” 他教我,不管起点在哪里,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好的。

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我对他讲述我可能会离婚,他波澜不惊地说:

“你是我们三个愿意留在家里的原因。爸爸和你的性格太不一样了,他有他的问题。你也一直尽力在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的心理受伤害。我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我和妹妹都没有问题,只要对弟弟的冲击不要太大就行,他还小,可能不大能够理解。”

大儿子的话总是对我有神奇的安抚作用。他的身体里似乎有一个很成熟的灵魂。每当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只要去找他,他总能有答案。一次和他开长途去选大学学校,一路上母子狂聊七小时,我开玩笑说,要拿一个笔记本,记下他说的金句。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只要你不要排斥你的情绪,你也会有答案的。又摸摸我的头:“这里面有很多power,你要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学习你不懂的,也有能力改变你不满意的。”

我入迷地看着他的侧脸,觉得有这么一个儿子,此生何其幸运。他忽然回过头来,认真对我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话,“我很高兴能做你的儿子,谢谢你为我们做出的努力。”

我的心竟然害羞起来,转头看外面的田野,深秋的田野真好啊,深邃又苍茫。我满心感恩,想起了很多往事。

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和Z先生争执后,Z先生摔门而去,我独自坐在餐桌旁伤心。9岁的大儿子在楼上看到了,静静走下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又拉开我旁边的椅子,坐下来:

他稚气的脸上有温和的光。“你愿意说话就说话,不愿意说话就不说话,我可以陪你。”

家里三个孩子,两个老人,总是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强势的母亲,加上共情力约等于负数的丈夫,每个人觉得他自己才是对的,我再温和的脾气也不够用了。要上班,要养家,要管小孩,还要对付猪队友,焦头烂额。大儿子高中的时候,已经不怎么和Z先生说话,两父子的关系到了冰点,可以几个月彼此都一言不发。

一天他房间的门锁,被Z先生拆掉了,大概是因为Z先生认为大儿子有一些什么事情瞒着他,两父子争执起来。我进家门的时候,成年男人的低吼和少年带着哭腔的辩解声,正从二楼溢下来。这么大的动静,居然没有一个人去劝架。老爸老妈正在窃窃私语,他们也似乎在小声争论着什么。老二老三把各自房间的门关得严严的,连灯都熄了。

少年枕着头臂躺在床上,脸上挂满了眼泪,两眼通红,瞪着天花板。我坐在他床沿边,轻轻抚摸他的膝盖,手掌下传来他微微的发抖。“他为什么会这样?”少年接过杯子喝了水,又哽咽问我。我对他说:“我陪你一会儿。你愿意说话就说话,不愿意说话我们就静静的。”

他喃喃自语:“等我18岁了,我就会尽快离开家……我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我如果有小孩……我不会像他那样……”

我问他,那怎么样的父母,才是理想型的父母?他想了想,说,“不会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被理解、支持,和信任。假如父母从一开始就不能信任我们,一切都毫无意义。”

抗议自然是无效的。而那几天,老二和老三,竟接二连三地闯祸,家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乱成一团,家里各种以暴制暴。

一天我回到家里,看见老三坐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发呆,脏乱差的房间空荡荡的。原来老三借了图书馆的书逾期不还,因为房间太乱,找也找不到,要罚一百五十多美金。Z先生一气之下,冲上去把他房间里的所有杂物,用两个超大的黑色垃圾袋全部打包,扔在车库。

老三脸色发白地坐在那里,身后墙上挂着一幅画,写着“Everyday is an Adventure”。“每天都是新的历险”,此刻显得分外讽刺。

我叹了口气,拉着他,一起到车库翻垃圾。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所以他爸爸才这么生气。娘俩一边翻垃圾一边讲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好几本,如能马上归还图书馆,罚款就不算太多了。

我哭笑不得。我问他有没有吸取教训,他说有啊,教训就是“人一定要有钱”。我哈哈大笑。

几个孩子里面,老三是被体罚和责骂得最多的。他早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还对他外婆说,“爸爸打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大喊的,这样才显得比较可怜,不然打得更凶。其实不痛的,别担心。”

美国是不可以体罚孩子的,所以Z先生并没有真正动手,都是虚张声势。即使如此,还是不断触犯了我的底线——我曾经在母亲的语言暴力下长大,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进行打压。

一天我正在上班,Z先生打电话到诊所,叫我马上回家,因为“你女儿不行了”。

他总习惯这样的说话方式,冷冰冰地让人摸不着头脑,却非常干扰我的正常思维,尤其是当我还在看病人的时候。

忐忑地开车回到家里,Z先生铁青着脸坐在客厅。“女儿呢?”他指指楼上。我三步并两步来到女儿的房间前,房间反锁了,里面似乎有些怪异的声响。“开门啊,是妈咪。”我连续敲门。

门开了,女儿赤着脚,蓬头垢面站在我面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唇干裂,喉咙里发出呀呀的喘鸣声,门一开,她又跌回床上,整个人痛苦地痉挛着。我一看,好家伙,她“过度换气”了!

我马上拿了一个纸质的午餐袋子,倒了一杯热水,回到她房间,把纸袋罩住她的口鼻,让她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再吸回去,减轻呼吸碱中毒的症状。等她平静后,扶她起来喝点热水,再用保心安油给她轻轻按摩一下抽搐的手脚,一直到她睡着了。

“讲什么道理?除了顶嘴,什么都不会,我可不吃她这一套。有本事18岁就滚。”

他的这些话,似曾相识。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蹲在房间里,哭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自己。大半夜的,我不想和他吵架,何况,吵架有用吗?

我回到女儿房间,坐在她床边的电脑椅子里,在柔和的灯光下,观察她的小房间。

紫色的屋顶,粉红的墙壁,白色的床和衣橱、书桌。是搬进来的时候她要求的颜色,不到四岁的她,要住一个“公主房”。一晃快十年过去了,墙上早已不是卡通图片和一屋子的毛公仔,而是她摘录的各种名人语录、格言,各类比赛的获奖证书,以及她喜欢的乐队。房间里堆满了她的书籍、海报、乐器、同学留言,虽然乱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却充满了少女的蓬勃朝气。她的两本日记本就在我面前,我没有一丝要去窥探的念头。

几个小时后,她醒了,问她饿不饿,她点点头。于是我给她煮了一碗面,喊她来吃。我们聊了很多最近的电影和新闻,又规划了下次出行的计划。

从头到尾我没有问她,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女生是情绪敏感内心敏锐的生物,事件本身不重要,情绪反应很重要。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大事,但若遇到一个不会沟通、不会讲话的家长,夹枪带棒的语言之下,是会逼死人的。

这几年,我们母女每年至少长途旅行一次,有时是附近的短途。这样的时光,作为女生,她需要,我更加需要。很多时候,都是你看你的书,我看我的花草,再一起到外面找些好吃的,逛一逛当地,安静享受慢时光。每次出行,我都让她规划攻略,去发现惊喜,去感受。

那年春假我们在法国,离开凡尔赛宫的时候迷路了。时间尚早,我们慢慢在梧桐大道和紫藤花小巷里走着,欣赏路边花木繁森的庭院。在一面垂满了紫藤花的砖墙前,她跑快两步,凑上前踮起脚来闻花香,阳光下的少女就像一幅画。

我正远远欣赏着她,她忽然回过头来,给我照了一张照片,“妈咪,你站在那里好像一幅画啊。”

她读书从来不需要人操心,几乎总是全A。我有担心过她是否给自己太大压力,她说,学习了就应该都懂,都懂了就应该都对。她对很多科目和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兴趣是花钱的,比如乐器,比如私教,比如演唱会或者电影,甚至追星。我在这方面是不吝惜金钱的,只要是合理的,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的——简而言之,使他们快乐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真的没什么原则。但是我享受给我的孩子花钱,我喜欢看她们脸上的笑容,不觉得自己有错。

这也是我和Z先生育儿理念里很大的矛盾。我希望女儿能够有足够的自尊,被尊重,自爱,没有讨好型人格,敢为自己发声。我所欠缺的品质,希望她能有。

她三岁的时候在院子里和哥哥玩耍,摔到了,揉着眼睛大哭着跑来找我。大家都觉得她在撒娇,哄她半天,她还是哭,身上也没有伤口,眼睛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但她一直拉着我的手,朝我的怀里钻,奶声奶气说,“妈咪,我眼睛不舒服。”我抱着她,一边安抚,一边仔仔细细给她用矿泉水冲洗眼睛后检查。感谢小小的她的配合,终于在某个角度的光线下,被我发现透明的角膜上有两道刮伤!那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我对她说,“妹猪你的眼睛受伤了,不要害怕,妈妈会帮你。现在我需要你闭着眼睛,不能揉,我们一起去医院。”她很乖地点点头。

在儿科急诊,医生东瞧西瞧也没看出来什么事情,要我们观察后回家。我表明了自己的医生身份,坚持要请眼科会诊,并为他们画出了角膜刮伤的部位。最后眼科医生来了,拿了裂隙灯,在暗室下看到了角膜的刮痕,进行了及时处理。眼科医生一边开医嘱一边问,这个妈妈什么来头?为什么这么厉害,竟然可以看见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伤口?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女儿二年级时在学校摔了一跤,护士看了后说踝关节扭了,写了张字条带回家。我下班回到家后,她和Z先生正在发脾气不肯练钢琴,说手疼。她爸爸不相信,护士说了摔了脚,又不是摔手,两父女一直吵吵嚷嚷。

我给女儿全身检查了一次,发现除了踝关节扭伤,右手的腕关节“餐叉”骨折,立即带去去拍了片,打了石膏。第二天写信给了学校护士,说明情况,但并未怪责。护士非常感动,后来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她对我女儿说“sorry”,还说,你妈妈好棒。

直到现在,女儿不管有什么不舒服、想做什么,都会直接对我说,而且很听我的建议。她曾对我说,将来她可能不会生孩子,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家庭的小孩,很需要被人爱,被领养,她想领养。

“如果我不是直的,您可以接受吗?”她问我,那时新州正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争议不休。

“不管你是直的还是弯的,你都是我女儿。你这么优秀,被你爱着的人,不管是谁都会非常幸运。”

我答应过她,不管什么事情,在我这里面都没有judgement(评判)和assumption(假设)。女孩子需要很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大概率上,一开始应该来自她的母亲。只有母亲包容她、理解她、支持她,才有可能获得。物质上的富养女儿,远远比不上精神上的富养。

几个月前,她尝试把头发剪短,并挑染成渐变的紫色。我问她为什么想剪短并染,她说,头发会再长出来,所以不怕试,而且她喜欢的乐队主唱就是这个颜色,她觉得很酷。我建议她不要染发根,减少染发剂对头皮的刺激,她答应了。

周四下班早,我就把她带来了发廊。她头发很黑,光漂白用了比别人三倍还多的时间,颜色变化又复杂,在发廊弄了将近八个小时,包括发型师在内的大家都精疲力尽。

我却甘之若饴,因为除了可以陪伴她尝试人生的某种第一次之外,还听到了她对我的肯定。

在呜呜的吹风机里,隐隐听到发型师Sandy对她说,“Janice,你好幸运的,有一个这么开明民主的妈妈。”

我手里拿着杂志,却竖着耳朵偷听,居然还有一点点紧张,像学生等老师念成绩。

在婚姻生活中,Z先生和我,似乎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他,我和孩子们。这样的局面,直到我们把离婚提上议程之后,才开始好转。

当时我在马来西亚学习,大儿子在希腊,家里只有Z先生和老二老三。接到Z先生的电话时,我感到自己的脑袋整个要炸掉了。女儿对医生说她自己有自杀倾向,医生看了她之后,马上用救护车把她送到了专科精神医院。

我在东南亚三十多℃懊热的天气里,浑身一阵阵发冷,第一次失去了一个“看惯生死、早已处变不惊”的医生的冷静。我的心揪紧了,胸腔闷得喘不上气,恨自己远水救不了近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女儿没事,我怎么都行。

住在我家附近的闺蜜小徐,给我发了微信,说老三在她家,Z先生已经去医院陪护了,叫我别太担心。她说:”Z先生看着也很可怜的,也许根本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又刚好不在家。我问他是不是因为骂女儿了,他很生气,说你不要听W胡说。”

我联系了老大,老大安慰我,说他马上会设法联系妹妹。妹妹能够求助于医生,就说明她意识到了有问题,能寻求帮助,就做对了。人肯定是安全的,这一点我不必担心。等到以后见面了,再慢慢梳理事件。他叮嘱我,一个人在外面,一定注意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你要对我们有信心。”

我对他们有信心。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啊。我很想为自己,活一次。在马拉西亚的天后庙,我虔诚许下了一个愿,热带的风吹过山峰,潮湿的雾气涌上了我的双眼。

回到美国后,我一边将离婚提上议程,一边鼓励Z先生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尽快调整和孩子们的关系,免得变成孤家寡人。我们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固然大,但个人本身也要有挣脱这种影响的能力,就像老大说的,只要每一代都进步一点点,整个社会就是前进的。

我对他承诺,永远会尊重以及爱护他,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是我们的家人。沟通不良可以一点点改善,孩子比父母更加宽容。

“养育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疗愈自己的机会,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停止进步。在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你一定要有信心。”我诚恳地对他说。一直以来,三个孩子教给我的,比我教给他们的要多得多的多,并依然源源不绝地在各个方面,继续滋养反哺着我。

我今年生日那天,决定去跳伞,去尝试一件自己从来没有敢做过的事情。去之前,我问三个孩子,我要从飞机上,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跳下来,像小鸟一样飞翔呢,他们怎么看?

“不明白你怎么会想跳伞,听上去挺疯狂的,不过,你开心就好。”他开始发育变声了,变得瓮声瓮气。

哥哥说:“没事啦,肯定是很安全的。而且你想做就去做,这样挺好的。玩得开心点!”

姐姐说:“这样很酷啊,也许将来我也去试试。有人陪你吗?”“徐阿姨和花花阿姨。”女儿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Z先生也跟着孩子们投了赞成票,另赠送了我几百块钱作为生日礼物。他最近跟小孩子关系实在好了很多,家里喊“爹地”的声音多了起来,而且再也没有听到他吼孩子。好几次,看见他和孩子们谈笑风生,一起烧饭、烤肉,餐桌上有笑声。

这一年来,家里的气氛实在太好了,没有争执,也没有怄气,很多笑声,没有谁需要害怕谁,尤其是三弟,在学校进步很大,个子也比我高了。

我在院子的亭子里,和Z先生聊天。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最希望在什么事情上做出改变?

第一:重新建立和孩子们的关系。把自己放在一个和他们平等的地位上,和他们一起成长,进步,充分交流,把所有缺失的爱和温暖都弥补回来。

第二:真正尝试去寻找自己的热爱,热爱的事业,兴趣,爱好,学会热爱世界和生活,学会感受和与“外界”产生有效的联结,作为内心得到进步力量的源泉。

第三:学会欣赏和接纳伴侣。对她富有耐心和真正支持,最关键的是,珍惜她,而不是想当然地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什么需要特意经营的。

当听他说完这些话,我感动了。没有想到,生活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教会我们那些婚前就应该懂的道理。22年啊,两个零恋爱基础的人,能够愉快走到这里才轻松放手,看来我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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