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多震撼?

(上文数据来源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截止日期2016年10月31日;下图为“子龙”青铜鼎,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石磨盘、石磨棒,属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主要用于谷物的脱壳和碎粒,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套的粮食加工工具,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世界上最早的红铜制品发现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土耳其地区,下图为中国境内齐家文化的铜钻、铜锥,为红铜材质,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青铜刀,马家窑文化,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锡合金铜器,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觯[zhì],盛酒器,通过未腐蚀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使用时的色彩,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陶礼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摄影师@刘鹏、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块范法制模示意,在适当硬度的模上还可以雕刻纹饰,为增加硬度会在窑中烧制成陶,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块范法制芯示意,也可以把模刮削掉一定的厚度形成芯,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爵、角,考古发现它们的底部有的有火烧的烟炱痕迹,表明其还具有温酒功能;下图为乳钉纹青铜爵,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爵”,摄影师@范沛卓,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镶嵌十字纹方钺[yuè],内部用绿松石镶嵌成十字纹,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钺与早期“王”字的形态对比图,甲骨文中的“王”字是一把刃朝下的钺的形状,金文逐渐抽象化,演变为三横一竖,底部横画还保留着钺刃的形态,钺是军权的象征,王权来源于军权,摄影师@器,制图@汉青&杨宁/星球研究所)

(青铜兵器,摄影师@李琼、包浩霖、图片来自@汇图网,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甗[yǎn],上为甑[zèng],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子,为蒸煮器,下图为“妇好”青铜三连甗,一般多为单个的甗,因使用了三个连体的甗,故名三连甗,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后母戊鼎,意思为伟大的母亲戊,曾称司母戊鼎,即祭祀母亲戊,“戊”为庙号,目前学术界对是“后”还是“司”,仍有争论,青铜鼎可能夏代就有,但未见确信的实物,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皿方罍[léi],体型硕大,制作精美,被称为“方罍之王”,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yǒu],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铜瓿[bù],有说法认为瓿也充当食器,摄影师@崔欣,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妇好”青铜鸮[xiāo]尊,为站立的鸮形,两足与尾构成3个支撑点,整体布满纹饰,造型奇巧,为青铜器中的精品,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虎噬人卣[yǒu],相传出土于湖南宁乡,共两件,都流失海外,有学者认为该造型象征着生死通道,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兽面纹,复杂多变,但它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眉眼耳嘴等部位,有人认为这便是传说中的怪物,贪婪好吃的饕餮[tāo tiè],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戴冠纵目面具,史书记载蜀王始祖蚕丛“目纵”,该造型很可能模仿蚕丛创造的祖先神的形象,摄影师@枫叶梧桐,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铜大立人像,有说法认为手中握的是象牙,或各拿一个玉琮,或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手势,有学者认为该立人像为具有巫师身份的国王,摄影师@苏凌汉,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金面铜人头像,有学者认为,带金面的人头像为低于铜大立人像一个等级的祭师,摄影师@曹明雄,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学者认为,下部底座可能是祭坛,人们在祭坛上举行祭祀活动,头顶的为青铜尊,在之前的发现中,尊内很可能放海贝或玉器,献给神灵,摄影师@张艳,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商代同一墓葬里的觚、爵组合,图片来源@湖北省博物馆,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请横屏观看,妇好墓随葬的部分青铜器,摄影师@张艳、冯思绪、城市穿梭客、柳叶氘、石耀臣、柳叶氘、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利”青铜簋[guǐ],其上的铭文记载有“武王伐纣”这一历史大事,商代灭亡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通过青铜器铭文反映的仅为其中一种,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大盂[yú]鼎,铭文记载了周人的勤勉和商人的嗜酒误国,嘱咐周人引以为戒,摄影师@孙业林,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位于河南三门峡的虢[guó]国国君为诸侯中的公爵,按照礼制使用七鼎六簋,下图为虢季墓出土的列鼎列簋,摄影师@风沉郁)

(柞[zuò]钟,由8件大小排列的甬钟组成,柞[zuò]为编钟主人的名字,摄影师@李文博,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画面中有编钟、编磬,旁立建鼓,图中3人敲钟,1人击磬,1人敲打鼓和丁宁,尚有1人持号角状的吹奏乐器在演奏,右边有2个圆鼎,2人正从事炊事工作,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鼎为国之重器,是王权的象征,问鼎的重量,是觊觎王权的表现;下图为王子午升鼎,为楚文化的代表性铜器,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曾任楚国令尹[宰相]之职,摄影师@杨虎,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青铜冰鉴,内含一缶,鉴内盛装冰块,缶内盛装美酒,具有“冰箱”功能,摄影师@屈兵超,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云纹铜禁,上面放置酒器,“禁”有提醒适度饮酒或禁酒的内涵,禁体和四周镂空部分用失蜡法分别铸造后,再合范铸造,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曾侯乙尊盘,镂空构件为失蜡法,器体部分是范铸法,摄影师@赵永清,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摄影师@柳叶氘、赵永清、刘玉生,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玉柄铁剑,为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为玉质剑柄,铜质柄芯,铁质剑身,铜质柄芯起到将玉质剑柄与铁质剑身连接在一起的作用,摄影师@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目前所知,中国早期使用的货币为海贝,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铸造的仿贝币,仿农具的布币,仿工具的刀币,以及仿玉璧的圆钱,下图为布币、刀币、圆钱,摄影师@器、朱福升、刘玉生,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部分铜镜列举,摄影师@刘玉生、柳叶氘、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何尊,其上的铭文有最早的“中国”二字,指天下之中,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PS:考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但仍有争论;关于青铜时代的时间范围还存在一定分歧,有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公元前350年左右(战国早期)等不同看法。

[1] 李伯谦 等. 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时代[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4.

[3]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M]. 文物出版社, 1980.12.

招聘:星球研究所长期招聘城市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天文生物、历史考古、工程建筑等各领域撰稿人,以及设计师、插画师等,请在后台回复“招聘”即可查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陈胜前 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

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也就是铁器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或是哪个阶层首先采用冶铁技术?为什么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铁器才开始较大规模的适用?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

就像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一般,迅速与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以及政治构建等结合起来,尤其是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之后,一个庞大的社会新兴阶层有了表达的平台,不仅是舆论上的,而且是经济、文化上的。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就称为“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

铁器时代的来临类似之,它与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层崛起相关。这里很值得思考的是,铁器并不直接在礼制层面上取代青铜,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改变,铁器融入更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铁制农具以及土地的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家族社会随之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文章节选自《探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陈胜前 著 三联书店2021-9),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刚到人民大学工作时,住的是学校提供的周转房—一种在北京很常见的筒子楼。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倒是方便,不过总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筒子楼是如此破败,好像没有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似的。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会有许多这样的建筑?当物质条件匮乏的时候,又想让尽可能多的人住上房子,就只好降低标准。如今已经很少有在职老师住在这里,住户多为买不起房的老职工或不想离开校园的退休教师,新的住宿区多叫作某某小区,有很多洋气的名字。

一片楼建起来后,往往就会持续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单位盖了筒子楼,筒子楼也构建了单位。曾几何时,大家都穿着蓝、绿、灰等几种简单颜色的衣服忙忙碌碌地生活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如今这样的蚂蚁社会虽已远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倔强的残留。还记得小时候,大家都渴望有一顶绿色的军帽;偶尔穿一件新衣服,会感到特别的别扭,似乎不如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合群。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蚂蚁社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显然跟自然环境变化没有什么关系,恐怕更多跟某种意义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关。筒子楼不过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当它与这样的理念结合之后,也就成了一种物质符号(时时都在人们面前)、一种无法摆脱的物质结构(人们不得不生活其中),或者说它是这种理念的物质表现形式—人们运用这种理念在构建社会。筒子楼绝不仅仅是一栋住人的建筑(纯粹功能的认识),虽然它看不出任何文化的形式。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物质材料的性质。物质材料作为自然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可以发挥一些功能,如某些动植物成为人们的食物。人类驯化动植物,发展它们的某些特性,水牛不再那么桀骜不驯,水稻不再容易从穗柄上自然脱落,李子不再那么酸涩。人类创造性的劳动是导致这些改变的原因,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人类的干涉,就不会有动植物的变化。这种符合因果律的考古材料是当古学进行科学推理的基础前提。然而,物质材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一种被动的客观之物。物是活的、有意义的,就像上面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社会的构建。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当代社会是如何构建的。我们何以在一个国家生活?何以维持一个社会组织(公司、单位等)的存在?我们运用权力(包括武力如警察)、仪式(升旗、唱歌、开会、吃饭等)、经济符号(万能的钱,从黄金到纸钞)等形式成功构建一个个具有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当然也经常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人是因为外在物质条件不得不形成形式多样的群体的。如果真的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不能成其为人了,那样的话,我们跟机器或者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一切都是既有的规律决定的。在人生之中,我们称之为“宿命论”。无疑,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宿命论是一种人竭力避免的生存状态,人生最美好的一点是每个人创造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运用自己周围的物质资源创造生活,从具体的物质到符号。

是人创造了国家与政府,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金钱或是其他形式的财富,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技术,而不是相反……现在,我们担忧未来社会是否可能为人所创造的电脑系统控制,尤其是在人与机器智能实现一体化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这么担心。人创造事物,反过来又为事物所制约,可以称之为结构化,我们陷入了某种自己创造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历史之中并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人类的历史似乎一直都在这个循环中发展。

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实物材料的学科,考古学家的工作一直是努力去“透物见人”,从实物材料中发现人类行为的踪迹。然而,如今考古学家发现自己的角度太单一,物并不是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人作为能动者,在运用物创造历史。于是,我们拥有了另一条研究路径,除了从前的从物到人之外,还应该从人到物。

曾听过郑岩先生的一场讲座,讲铁袈裟的。他很早就发现所谓铁袈裟(一件无头的铁像疙瘩)上的纹路可能是铸造时的接缝,并不是什么袈裟。又过了些年,郑先生发现自己的研究可能过于简单,古人其实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经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个东西就有了神性,成了从天而降的铁袈裟,这个寺庙也有了神性,这个教宗也有了更多的合法性……到了清末,随着科学进入中国,铁袈裟的神性又被剔除了,回到了铁疙瘩。我们好像“进步”了,但是好像又失去了什么—文化意义。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人通过赋予物意义,进而形成文化的象征,构建社会。一个铁疙瘩,从铁神像到被破坏,再到重新被发现,产生新的神性,最后神性被消解……历史考古以其清晰的背景关联让我们看到一件物品意义的变迁轨迹。

这样的意义,我们称为“物性”,它不同于物品的自然属性—铁质;然而,它并不能完全脱离物品的自然属性—铁疙瘩上面的铸造接缝、类似袈裟的形态以及埋藏在地下所受到的侵蚀,这些属性让它具备使人联想到铁袈裟的条件。类似地,可能更典型的例子就是玉器。玉作为一种石料具有纤维状的结构而不能形成贝壳状的剥片,只能通过琢制加工,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玉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坚韧,还有一种温润的光泽。中国古人赋予它以君子之德,外圆内方,温柔敦厚,如此等等。玉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之一。物性的产生离不开文化,是一群处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在赋予、传承它的意义。

物由此与人融合到了一起,并由此反映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例如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在内。这是一个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时代。与礼器相关的是礼仪制度,周礼是孔夫子最为羡慕的,“郁郁乎文哉”,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新的礼仪制度取而代之。这个变迁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王权制度为皇权制度所取代,还涉及整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也就是铁器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青铜绝大多数时候都与祭祀、战争联系在一起,而铁器却不是,至少在祭祀上不是。目前考古学上大多认为铁器冶炼技术来自于西亚,最早的非陨铁铁制品首先出现于西北地区。这些发现当然有意思,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谁或是哪个阶层首先采用冶铁技术?为什么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铁器才开始较大规模的适用?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就像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一般,迅速与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以及政治构建等结合起来,尤其是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之后,一个庞大的社会新兴阶层有了表达的平台,不仅是舆论上的,而且是经济、文化上的。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就称为“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铁器时代的来临类似之,它与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层崛起相关(这里我倒是更赞成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这里很值得思考的是,铁器并不直接在礼制层面上取代青铜,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改变,铁器融入更基本的日常生活中。就好像互联网时代才真正让工业化深入中国民众生活一样(此前的工业化可能更多与国家力量尤其是军事发展相关)。铁制农具以及土地的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家族社会随之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物性与人结合的层面是多元的,这一点有些出人意料。不过,青铜时代所替代的是一个与之结构甚为相似的时代,我称之为“玉石时代”。郭大顺先生曾提到“玉兵时代”的概念,青铜时代之前是否用玉制作兵器是难以界定的,因为玉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另外,许多人相信青铜时代之前战争是相对罕见的。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战争几乎是人的本性,而且早期的战争(狩猎采集阶段)会导致人口更严重的损失,农业时代次之,工业化时代虽然有“一战”“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但实际上导致的死亡比例相对于总人口来说较低。也就是说,青铜时代之前战争无疑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比较频繁,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玉兵”更多是一种象征,真正使用的武器还是石制的,玉更多用于祭祀礼仪之中,就像我们在红山、良渚等文化中看到的。

玉石时代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它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言的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其实,从物性的视角,整个石器时代应该划分为“非物性时代”(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物性时代早期”(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物性时代晚期”(类似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与“玉石时代”。因为没有想到很合适的名称,暂且先这么说。物性的诞生与人类行为的符号化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非洲大陆的年代可以早到七八万年前。有鉴于此,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不能靠文化特征罗列,也不能从文化适应方式上来看,而需要从人与物关系的改变角度来理解。从此实用的功能关系上升到物质具有了象征意义—物就是人,人也是物。这种等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交往与交流的效率,也有利于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存储、传承,人类从此进入了智慧时代。之前的时代,尽管人类有技术,制造复杂的石器,仍然是一个技术时代,只是比更早的纯粹依赖身体的时代要高明一些。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人们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物性的变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狩猎采集者是流动采食的群体,其居址是流动的,其社会群体也是流动的,成员在不同群体之间流动,亲属关系、社会组织也是流动的,它的神灵也是无所不在。相比而言,定居农业群体以驯化动植物为生,有固定的居址、明确的社会关系乃至于固定的神灵。不过最大的差别可能是农业社会改变了传统狩猎采集社会的平等观念,不平等大大加强,某些人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不平等参与到物质中形成相应的物性,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象征地位、权力的东西,小到装饰品,大到空间。我们前面所说的“玉石时代”是不平等上升到复杂社会的产物。

换一个视角的话,我们可以按照物性的表现把史前史进行新的划分,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变化。就像我们观察当代社会一样,可以采用不同的维度,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传统的维度,也可以采用空间、时间乃至于物性的维度。正是各种纵横交错的考察,我们之于人类社会的理解才更加丰富、更加透彻。